餐饮行业最低消费取消难的主要原因

2014年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餐饮行业“包厢设置最低消费”属于服务合同中的霸王条款。去年11月1日实施的《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下称《办法》）则明确规定，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“最低消费”。据媒体报道，《办法》实施一段时间以来，部分地区的餐饮经营者将“最低消费”变相转换名目，最低消费的潜规则依然存在，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、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。本文从工商视角对当前餐饮行业最低消费取消难的表现形式、原因进行分析，并提出对策。

一、当前餐饮行业变相设置最低消费的主要形式

（一）偷换概念，玩文字游戏“挂羊头卖狗肉”

《办法》明确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。据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深圳某些餐厅将“最低消费”改叫“人均消费标准”，有的被改头换面成“建议消费金额”或“人均消费金额”等名目，一些声称不设最低消费的餐馆却将费用转嫁到了“包间房费”“服务费”和“茶位费”上。“包间最低消费”“开瓶费”“茶位费”等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餐饮业潜规则依然无法得到有效整治。

（二）口头告知，规避自身责任

《办法》实施前，餐饮经营者大多明文告知消费者设置的最低消费线，在广告宣传单、店堂告示、菜单上明确告知最低消费的具体金额限制。对未达到最低消费金额的情况，有的会主动提醒消费者添加消费项目，有的则以最低消费金额结算。

《办法》实施后，为了规避自身责任，逃避相关部门的监管，某些经营者并不明文规定最低消费金额，而是口头告知消费者最低消费金额。碍于面子，多数消费者会接受最低消费金额的限制要求，加之是口头告知，工商部门难以有效调查取证。

（三）区别收费，菜价采用双轨制

一些餐饮经营者出于转移经营成本考虑，对于在包间消费的顾客，往往规定了“建议人均消费金额”，而未使用包间的消费者则无“人均消费金额”的限制。例如广州珠江新城一家著名高级餐厅，就把“房间最低消费”改名为“包房费”，金额为1000元。如果用餐超过1000元，就可以免除房费，只算菜价。如果没有达到，则需要交纳“包房费”，取消最低消费可谓换汤不换药。有的餐厅大厅和包房用两本不同的菜单，包房菜价高于大厅菜价，这样就能在菜价里摊低成本。很多消费者根本不知道原来包房吃饭是要比大厅贵。除了包房和大厅的菜价不是一个价钱外，有些特价菜在包房内无法享受优惠，在大厅就餐才能享受相应的折扣。

二、餐饮行业最低消费取消难的主要原因

（一）违法成本较低，震慑作用不明显

《办法》作为一项部门规章性质的管理办法，强制执行力度有限。《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对于违反《办法》的行为，若法律规章有相关条款的，将依法处罚；没有相关条款的，将责令限期改正。其中有违法所得的，处所得3倍以下罚款，最高不超过3万元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1万元以下罚款；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。现行法律法规对变相设置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的行为处罚力度较小，工商部门最高只能处罚3万元，对大部分最低消费类霸王条款只能责令整改。这种处罚对一些规模较大的餐饮企业无法起到震慑作用。高利润、低风险是最低消费霸王条款长期横行的主要原因。

（二）维权成本高，举证困难

消费者在遭遇最低消费索赔取证时面临诸多困难，个体维权成本很高，受损害后权益很难得到保障，这在消费领域屡见不鲜。

一是消费者举证困难。在《办法》实施前，餐饮业主随意设置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，加之经营者处于优势地位，当侵权行为发生时，大多数消费者对自己权益受到侵害交涉无果时，往往因为举证困难而选择忍气吞声。

二是消费维权成本偏高。维权成本过高，是消费者不愿意选择走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权的主要原因。一般消费者遭受侵权的金额不高，而聘请律师打官司的成本较高。如果自己单独维权诉讼，又存在对诉讼程序不熟悉以及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的问题，结果往往是“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”。

（三）监管执行部门不明确，消费者投诉无门

《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：商务和价格等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、规章及有关规定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餐饮业经营行为进行监督管理。据此，部分工商部门、消委会认为，市民遭遇最低消费，应向商务主管部门或物价局投诉举报。

（四）受传统消费习惯影响，消费者维权意识较弱

受传统消费习惯影响，部分消费者对最低消费习以为常，维权意识薄弱。从有关媒体进行的网络调查（参与人数100多人）来看，在被问及“对餐厅设定最低消费的态度”时，大多数人都持比较宽容的态度。B选项“虽然低消已经习以为常，但既然有规定，就要遵守”和C选项“包间有最低消费不过是种店规，只要提前说清楚就没什么”的人数最多，各自都有40多人；认为是“消费歧视”而选择A选项的只有不到20人